抗漲須知 那些年的「消費合作社」與「公設市場」

主計處於8月12日公布CPI（消費者物價指數）年增率預估，CPI漲幅上修至2.92％，這個數字創下97年以來全年CPI漲幅新高。萬物皆漲，百姓何堪？對抗物價上漲，台灣早年的規畫與作為，仍值得當今政府與民間借鏡。不過，如果能多闢一條生財之路，是不是也等於提升自我的抗漲能力呢？

日治前期，也就是1895年到1920年之間，台灣物價持續上漲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當時的日本殖民政府藉著推行「購買組合」與「公設市場」，紓解了物價上漲的壓力。不過，兩項政策功成並未身退，後來不斷被沿用，影響深遠，時至今日，依然不失為對抗通膨的圭臬。

早期有大批日本人因公務、經商、投資設廠等原因來到台灣，因不適島上生活，不少人仍仰賴自日本進口各種物資，如日本米、清酒、罐頭、菸草、衣著等，不過代價奇昂，成為生活的一大開銷。

早年公務員如何抗漲

當時，台灣物價居高不下，原因未必與通貨膨脹有關，除了是受到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物資缺乏的短期影響之外，主要還是結構性因素所造成。早期台灣的進口貿易被少數官方特許的商行、商會所壟斷，另一方面，商品從生產、代理、批發、經銷、零售到消費的過程，經過太多環節，層層剝削下，成本不斷墊高，價格不貴也難。

根據當時台灣《日日新報》的統計，即使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年，日本已統治台灣近20年，同樣商品的售價，台灣仍比日本貴上一半左右。

受此影響最深者，莫過於領固定薪水的公務階層。於是，公務員就成為最早採取行動對抗不合理物價的主力，具體對策就是成立名為「購買組合」的消費組織。日文的「購買組合」，也就是中文「消費合作社」之意。

當時的「購買組合」，是以民生必需品為採購項目，跳過原有的交易管道，直接向生產或批發商大量購買，藉以壓低價格。新進成員有繳納股金的義務，加入後就可選購商品，價格低於市價，可節省不少生活開銷；除此之外，成員還可分配營運利潤。對商人而言，購買組合帶來了新商機，交易量可觀，風險又不大，因此大多樂於配合。一時之間，購買組合就流行開來。

台灣的第一家購買組合，是1907年由台灣銀行員工所成立，名稱為「台銀購買組合」，由於經營績效良好，隨即吸引了台灣總督府、鐵道部、台北廳等跟進成立。到了1920年代，購買組合在各公務機關之中，已是無所不在。據統計，各購買組合所販售的各種商品售價，相較於市面，大約可低1到2成左右，相當程度緩解了日治時期公務員及其家庭無法承擔高物價的問題。

台灣光復之後，軍公教、國營事業，尤其是中小學校內部所普遍設立的「消費合作社」（或稱「福利社」），就是師承此一早期經驗而來。

政府出手監控物價

日治時期承受物價壓力的人，不只公務階層而已，還有廣大百姓。購買組合，是一種由機關團體職工等特定成員所組成的互助組織，不同於一般營利事業，服務對象僅限於成員，無法擴及其他人。但，自從1914年歐戰爆發後，通膨問題席捲各國，物價不斷上漲，台灣也無法倖免，不僅是公務員，一般百姓也迫切需要抗漲。根據統計，在1914年到1920年的7年之間，台灣物價足足上漲了約2.4倍之多。

拜科技之賜，現在如果不想加入需繳年費的好市多，一般民眾也能透過網路團購群組，買到優惠商品，消費合作社大概早已被打入冷宮了。不過，早年由於沒有太多選擇，購買組合被認證為「抗漲利器」，但因受會員資格的嚴格限制，無法成為老百姓消費的保護傘，台灣總督府只能另闢蹊徑，從管制物價著手。

日本治台之前，台灣的傳統市場多屬各地自然集結形成，設施因陋就簡，衛生不良，容易滋生鼠疫、痢疾等病菌。治台之後，台灣總督府著手整治，收歸官營，陸續新設或改建公設市場，至1945年止，全台共出現208處公設市場。在公共衛生政策之外，台灣總督府也責成所屬官廳就近監控市場物價，避免人為哄抬。

1908年起，一批批公設市場陸續在台灣各地成立，知名者如台北永樂町（今台北大稻埕永樂市場）、新起街（西門紅樓）、千歲町（南門市場）、御成町（今台北市中山北路附近）、新富町（三水街新富市場），台中榮町（台中第一市場，1978年毀於水災）、台南明治町（鴨母寮市場）等，其中不乏至今仍營運者。

公設市場飄台灣味

這些公設市場的經營方式，帶有一種既獨特又令人熟悉的台灣味。以永樂町市場為例，商家多為零售商，而非生產製造商或批發商，成本先天就高，並無價格優勢。此外，按照本地習慣，商品價格多由討價還價決定，並無定價。

銷售項目則包含蔬果、米糧、生鮮、魚肉、熟食、成衣、布料、珠寶、器皿、雜貨等各式商品，還外加小吃攤。這種經營型態，其實正反映著台人長期以來的消費習慣與心態，不過在當時卻也引來報紙的譏評，稱之為「百貨公司式的公設市場」，前景並不被看好。

即使如此，官方仍矢志讓公設市場商品，特別是民生必需品，價格低於市價1～2成。為了達成此一指標，首先，開始推動公設市場的商品定價制度，商品價格漲跌的說法才有依據。接著，就是協助商家從產地與工廠直接引進，減少剝削，並由鐵道部調降運費，精簡成本，引導物價下跌。

多年努力後，到了1920年，台灣物價終於趨穩，不僅不再上漲，還連續5年微幅下跌。

對抗物價上漲，不只是口號，早年的前瞻規畫與積極作為，仍值得當今政府與民間反思借鏡。